育英学校筹建校舍之经过与发展

早期的华人社会，各宗乡会馆都有自己的学校，如谈起福建会馆，人们自然会想起1906年创办的“道南”；谈到潮州会馆，大家的脑海里都会浮起与“道南”同年成立的端蒙学堂；当然，想到客家人的茶阳会馆，嘉应五属的应和会馆，人们想到的是启发学校与应新学校。

而1910年出现的“育英”，是琼州会馆主办的一间学校。

要为育英学校“寻根”，不能不特别提一提王绍经先生。

王先生是现任琼州会馆主席王先德律师的父亲；王律师担任中华总商会董事多年，他的父亲早期也曾是中华总商会董事。

他说：“我父亲年轻时从唐山南来，开始时做一些点灯用的煤油生意，后来改行做地产。”

王绍经便是做地产赚了很多钱，飞黄腾达起来，而成为70年前海南社会的首富。

今天，在加东有条邵经路，便是取自邵经先生的名字。

王律师回忆起他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他记得父亲是个特别节俭的人，有时候出外办事，在外面省省吃了一顿饭，回家后也会心痛几天。

他说：“可是，当他跟朋友谈起要为同乡子弟办一间学校时，便一口答应，可以在经济上大力支持！”

王先生说得到，做得到，1910年成立的育英学校，他除了出钱支持之外，也带头召集另外六位同乡开会，商讨创办“育英”的事宜。这六位同乡，连同他本人在内，当时号称海南七乡贤。

这海南七乡贤是：王绍经，黄可辉，云昌朗，何玉麟，卢熙耀，陈开国与符昌邠。

王先德律师说：“育英学校开始成立时，校舍在小坡六马路，当时只办小学，到1946年复课才增办中学，并在1949年，正式改名为育英中学。”

招收各籍学生

王律师记得，他十五，六那年，父亲在大小坡一代又很多店铺租给人家做生意，他每个月月头，便从小坡跑到大坡，代表父亲向这些店铺收租。

王律师自1973年起便担任育英中学董事长到现在。在这十六年里，副董事长是现年74岁的卢宁先生。

谈到“育英”作为一间海南人的学校，历届校长除了现在的黄淇因先生之外，其他十多位都是同乡，学生是不是也以海南学童为多？或者早期开办，招生时是不是明文规定只收自己同乡的子弟入学？

卢先生摇头说：“育英1910年创校，当时的学生只有十多人。据我说知，在这些学童里，什么籍贯的都有，在招生方面，“育英”早已打破了所谓帮派的藩篱。”

他记得1946年，“育英”成为中学时，在这里读书的海南人子弟只有20巴仙，远远不比其他籍贯的学生多。”

问他当“育英”在六马路时，他有没有到过这间学校。

卢先生1939年从唐山南来，大半的岁月都与育英学校发生关系，因此，对“育英”早期的一些历史，他可以说是非常熟悉。

他说：“我去过好几次，记得那时一间浮脚屋，前面有个小小的运动场。有时候我到“育英”去办事，刚好碰到校长等人在吃饭，我也加入他们的饭阵。”

卢先生记得，当时的“育英”，校址便在六马路的教堂附近，现在，这块当年“育英”的校址，已成为林有福时代建成的政府租屋了。

学校暂充兵营

1939年，“育英”在六马路校址的地契到期，到无可奈何下，只好组成一个以王绍经，郭新，陈开国，韩剑准，符致逢等人为首的50人委员会，负责令找地方，迁建校舍事宜。

卢先生说：“但时，王绍经先生以他的三个儿子——先树，先楠与先德的名义，带头捐了1万5千2百元，郭新先生也捐了1万5千元。王先生捐钱给“育英”建设校舍。希望它为当时的社会在栽培更多有用的人才，想不到他在这年去世了，来不及看到育英学校搬去加东的新校舍。”

他说：“1941年，“育英”搬去加东新校舍了，大家都很高兴，以为我们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学校了。正当我们准备为新学校举行落成开幕典礼时，日军南侵的炮火已越打越近，殖民地政府这时来了一纸通告，征用“育英”作为防空救护队总部。”

“育英”被征用，距离该校的开幕典礼只有三天；如果迟三天被征用，便可以在炮火声中举行开幕典礼了。

从学校变成防空救护队总部，“育英”已听不到可爱的朗朗读书生，也看不见一群群天真无邪，跳跳蹦蹦的学童了；每天在这里出现的，是一辆辆紧紧张张进进出出的救伤车，以及一张张为救人而忙碌的严肃面孔。

1942年2月，日军攻进新加坡了，“育英”难逃浩劫，门口挂着的“防空救护队总部”招牌被拆下，改挂日军机构的匾额。

卢先生说：“三年八个月，育英学校出出入入的大部分是日本人，我们这时候都逃难去了，不知道日军占据“育英”拂晓的机会也跟着到了，正在兴高采烈的时，谁知又是一场欢喜一场空。原来，盟军回来，借用“育英”作为荷军兵营，每天在这里出出入入的，是荷枪实弹得荷兰军人。

“育英”校董复校心切，这是据理力争，要求荷军早日退出学校，让“育英”尽快重新扮演春风化雨，百年树人的教育角色。

终于，经过了半年的不断交涉，荷军退出了学校了，“育英”校舍才回到了该校校董手里。往日的朝气，一张张天真可爱的学童面孔，才有子啊这个曾经被殖民的政府征用，后来遭日军占据，和平后又成为荷军兵营的地方出现。卢先生到现在还记得荷军退出“育英”后该校情况，当时，他与“育英”一些校董去接受学校，发现校舍已空无一物，家私，校具，文件档案等，已荡然无存。

他说：“学校里什么文件都失散了，董事会于赞助人名录也找不到，怎样处理复校工作呢？没有办法，只好从琼州会馆天后宫同人名录与筹备委员会里选出25人，组成临时董事会，复校工作才能够进行。

“育英”1946年复课，当时的校长是王昌稚先生。

这一年，“育英”有两件“大事”，一件事正式举行新校舍开幕典礼，令一件事是增办中学。

1956年，郑心融先生出任校长，“育英”进一步开办高中班级。

最叫“育英”校董与师生津津乐道的是，1960年，陈钟彦校长主持校政，开始推动建科学馆计划；五年后，科学馆在王佐先生出任校长是完成，并于这年配合该校55周年校庆，举行科学馆落成开幕典礼。

早期的华族移民，都很关心子弟的教育问题。在东陵区的一群海南人，很多都是打工为生，收入不多，但他们最关心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于是，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东陵区创办了一间补习学校，让自己的孩子有机会到学校受教育。

补习学校开办以后非常成功，入学的孩子很多，这群热心办学的海南前辈于是再接再厉，自处奔走，努力筹款，终于创办了培群学校。这些，是1933年的事情。

55年后的今天，培群学校在现任校长陈经源先生及董事长赵玉山先生等的领导下，已是我国一间办得很有水准的小学。

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有一段百折不挠的奋斗史；任何一间学校的成功；也有一段风风雨雨的故事。

在1941年受聘主持“培群”校政，到1971年退休的该校前校长符德新先生回忆说：“培群学校正式成立时，校址始在东陵路83号，首任校长是林明卿先生。符昆南与符国瑶是首任正副董事长。

他说：“培群学校的校名，是当年一个姓林的视学官取的；培群创小时的匾额，出自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手笔。”

符先生是“培群”的第三任校长，第二任校长是1935年上任的陈德昌先生。这时候的校址已从东陵路83号搬到乌节路40号上课。

符先生也是裕华区国会议员符喜泉女士的令尊，而符议员童年时代也是在“培群”受小学教育。

危楼上课

符先生记得，1941年陈昌德校长辞职回去海南岛，他在一群教育界朋友的推荐下，出掌“陪群”校政，开始了他在新加坡的教学生涯。

那一年，留学日本学美术的符校长，走马上任之后，正雄心勃勃的领导“培群”，充实教学设备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不久，日军从新山进攻新加坡，恐怖的昭南岛时代开始了，符校长苦心经营的培群学校，在这场炮火声中，也难逃浩劫，校内的全部设施，荡然无存。

像许许多多的学校一样，“培群”在日据时期停办了三年八个月。

光复后，“培群”准备复校，但乌节路40号的校舍已在枪火中被炸毁。符校长与该校校董，只好四处奔走，令找其他地方那个作为复校校舍。

于是，在现在的安徒生路，找到了一幢旧洋房，经过改装，楼上楼下可辟五间教室；更理想的是，这间洋房，庭院宽大，做操场最理想，学生可以利用这个地方每天运动，锻炼身体。

符先生说：“美中不足的是，这间洋房也太陈旧了，楼板门窗，都不坚固，看起来叫人提心吊胆。但没有办法，我们当时又找不到其他地方，只好在这里复校了。”

他记得，学生在这期间学校上课时，他分分钟都担心他们的安全。于是，再休息时间，他常常与教室轮流巡视学校，如果发现屋子有什么地方不妥，便马上通知疏散。

他说：“由于这间洋楼太过陈旧，我已在提醒学生，千万不要在楼上蹦蹦跳跳。学生们也很听话，因此，在这间“危楼”上课几个月，后来搬到武吉智马附近的巴慕乐路去，我才松了一口气。“

常常闹穷

巴慕乐路的校舍，原本是英军的洋房，月租两百余愿，该校这是虽有经济困难，当在乡下的人心捐助下，又得到来自海南岛的二男琼剧团的义演筹款，经费上的困难才迎刃而解。

最叫符先生难忘的是，1947年，重庆声乐家许星波先生来到新加坡，在该校董事长符宏达先生的邀请下，为培群学校在维多利亚剧院义唱一场。那场义唱。共筹到六千多元，是常常“闹穷”的“培群”，有一度摆脱了“穷”的困境。

符先生说：“记得那次的义唱，票都卖了，但许先生的喉部忽然不舒服，演唱会只好一再展期，到第三次才举行。幸亏得到马思聪先生的弟弟马思宏以及本地小提琴家王进通先生等上台助阵，演唱会才顺利过关。”

纪念铜像

1947年符先生因事告假一段时间，暂时离开培群学校，有符锄先生代理校政。因此，“培群“历届校长，到今天为止，包括符锄先生在内，总共是五位。

1970年，在该届正副董事长石毓锦与赵玉山等先生的努力下，“培群”搬进了大巴窑新校舍上课，学生人数这时候有二千多人。

11年后，培群学校门前矗立一尊半身铜像的几年碑，以花岗石拼砌切成，塑建纪念铜像的是我国注明肖像画家赖桂芳，纪念碑上的半身铜像便是石毓锦先生的父亲石钟桂先生。

据赵玉山先生说，石老先生生前支持教育事业不遗余力，他捐给“培群”的建校基金，总数不下30万元，因此，“培群”能有今天的成就，已故的使老先生可说是功不可没。

九间琼人学校 只剩育英培群

三十多年前，新加坡共有九间海南人创办的学校，这些学校石育英，培群，培道，振群，化蒙，星华公学。醒华，英汉等。

今天，这些学校里的七间，已先后被时代所湮没，只剩下育英与培群，在新时代的教育岗位上，扮演春风化雨的角色。

前辈心血

74岁的卢宁先生，对早期的海南人学校相当熟悉，因为在为同乡子弟办教育方面，他曾经任劳任怨，出钱出力，尽了不少力量。

他说：“早期的这些海南人学校，大部分石一些关心子弟教育问题的人士，很多都是收薪阶级，本身受的教育不多，但他们要子弟多受教育，希望一代比一代强，因此，他们不辞劳苦，集合多人的力量，办了学校。”

值得这些办校人士欣慰的是，他们的辛苦，有了代价；他们的一番心血并没有白费。因为，在历史长河里，这些学校不知道栽培了多少同乡子弟，而创校人自己的孩子，很多在学业上也有了成就。

完成使命

卢先生记得，这些海南人办的学校，“英汉”坐落于东陵巴刹对面了；“醒华”在佘街（俗称海南三街）；“星华公学”于加东奥迪安戏院附近；“化蒙”在后港海南村；“振群”先在日本街，后来搬去六马路；而育英学校也三迁其家，最早是在六马路，后来搬去加东，千年又搬到后港。

还有两间海南人办的学校——“平民”在樟宜监狱的对面，“汉光”则在牛顿一带。

卢先生说：“当年的那些学校，虽然已称为历史名词，但他们已尽到当时时代的使命，那些创办学校的先贤，他们创校的精神，真是叫人钦佩。

他说：“这些学校，有些在闹市，有些在农村；在闹市的是租用一些战前的旧店屋做校舍，在乡村的有些是借用庙宇或戏台做可是。这些早期的学校，设备虽简陋，但教师们都有春风化雨的爱心，学生也珍惜求学读书的机会。”

这些已经小时的海南人学校，最后一任校长是：“振群”符萍，“化蒙”龙学端，“星华公学”王大科，“醒华”符飞鸿，“英汉”陈贵轩。

当年，这些学校每年也联合主办“全星琼校运动会”，在花拉公园运动场以体育竞技来联络感情，也籍此作为参加全星华校运动会的序曲。

【新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