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南岛与新加坡密切联系

海南岛在中国的最南端，新加坡在马来半岛的最南端，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着相似之处，都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位置;海南省所属的中国版图最南端的南中国海与新加坡相距仅数百海里;在新加坡200多万华族中有20万海南籍人。诸多共同点决定我们不仅是近邻，还是至亲。血缘亲情、地域乡情、同胞友情、商业交情使海南留下了许多关于新加坡的珍贵历史记忆。

一、海南与新加坡历史联系的建立

　　㈠海南与新加坡历史联系溯源

　　最早的联系可能应建立在一些中外学者的研究推论上。关于海南岛年代最早的先民与东南亚民族同源的推断认为，一万年前生活在三亚落笔洞〔郝思德黄万波《三亚落笔洞遗址》南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的“三亚人”与现在东南亚尼科巴群岛和马来亚中部的“小黑人”（即俾格米人）属于同一人种。支持这种观点的现象是，至今海南岛仍有一些身高在1.5米以下，肤色较黑，似乎有返祖现象的南方人种个例。〔邢关英《“三亚人”与黎族人》中引复旦大学教授刘咸的观点。（见《海南档案》1998年第2期44页）。〕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来——波里尼西亚人与中国古代百越族同源“这些居住在南洋的棕色民族，亦即广义的马来民族，包括马来族、印度尼西亚族与菲律宾族，他们与中国古代的鸟田族（百越）在血统上甚有关系”。〔《海南先民研究》第一辑第81页〕

　　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学者史图博（h•st见诸史籍的与新加坡最早的联系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商船从中国大陆南部沿海出发，经海南岛，过北部湾和南中国海、经暹罗湾，步行十多天穿过泰国克拉地峡，经孟加拉湾到印度、斯里兰卡;也可绕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穿马六甲海峡航行。〔见邢益森、韩启元、黄良俊《琼侨沧桑》第2页。〕在中国丝绸、陶瓷、金属器具和手工业品与东南亚珠宝、香料交易中，一部分人定居下来形成了第一代华侨。〔冯子平《海外春秋》第11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此后中国和东南亚、南亚的海上直接贸易以及与西亚、北非、南欧的间接贸易从未中断。到公元七至九世纪的唐代达到了新的高潮。中国海南岛与新加坡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商人们在印度洋中船行数月之后就到达了马拉巴尔的故临，经由锡兰北部到达孟加拉湾，郎婆露斯岛（尼科巴群岛之一）。在那里稍事停留和补充淡水之后，……再向吉打（马六甲半岛的咽喉处，大约在北纬10度稍多一点的地方，……接着就驶向潮满岛（tiy mb）即今之蒂奥曼（tiombm）岛，位于新加坡东北不远的地方;……最后，绕过海南岛而到达……广州。”〔[法]l•布尔努瓦《丝绸之路》222页。〕主要是中国丝绸、茶叶、瓷器与东南亚以及西方的樟脑、象牙、犀角、香料等的贸易。

　　宋元时期海南与新加坡等地的贸易量大增，人员往来频繁。南海海域打捞出的大量宋代瓷器可以说明当时海上交通的繁盛。元世视忽必烈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在海南设市泊司，〔邢益森《琼侨沧桑》第6页。〕管理对外贸易。阿拉伯探险家辛伯达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都曾从海南岛到新加坡的航线上经过。

　　㈡海南与新加坡联系的建立

　　公元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时的海图将新加坡岛标注为“淡马锡”。而海南人到新加坡一带的最早历史记载是《明实录•卷二一七》关于“成化十七年（1481年）遣礼部给事中林荣（海南人）往满剌加（马六甲）充正使”的记述。〔见《海南档案》2001年第3期 符国华《海南人在新加坡的历史与现状》。〕

　　1819年1月29日莱佛士第一次来到新加坡时就看到“中国的种植者正以他们一贯的精力工作着，披荆斩棘，在山边砍伐一小片一小片丛林，种上甘密”。〔[英]哈•弗•皮尔逊《新加坡通俗史》第3页。〕几天后平整土地时，“中国人从他们的种植园出来了，有一百人参加了劳动”。〔同上，第12页。〕据1821年的统计，“中国人则刚超过一千”〔同上，第12页。〕。据考证，这时已有帆船从海南海口运载商品到新加坡。约翰.克劳费斯德《出使逻罗及交趾》记载新加坡开埠之初“中国船来此（指新加坡）贸易者，有福建、广东及海南岛船，但海南岛之船较小，其货值亦不多，其输来之货品为陶器，铺地之砖、雨伞、鞋、纸、神香、干果及药材等”。〔符国华《海南对外再移民初探》（《海南先民研究》第一辑232页）。〕

　　㈢海南人移居新加坡的开始

　　中国清朝后期的政治动荡、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压迫构成了海南人大量侨居新加坡的内部原因;18世纪末期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南部沿海拐卖充当廉价劳动力的“契约华工”（“猪仔”）提供了外部条件。1822年-1844年间，从海南岛出洋的24万劳工中绝大部分是契约华工。“每年从香港、澳门、海口、汕头等地到新加坡的华工约十余万人，其中当作‘猪仔’看待的居十分之七。”〔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资料汇编》第一辑249页，见《海南档案》2001年第3期43页，符国华《海南人在新加坡的历史与现状》。〕

　　新加坡当时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最大的契约华工贸易中心。海南人和其他中国人多是先到新加坡，然后转移到别处。据《马来亚潮侨通鉴》介绍，“猪仔”按新加坡的市价共分四类：“赴日里种烟叶者，每名120-130元;赴槟榔屿种蔗芭者，每名身价六七十元;赴柔佛开柴芭者，每名身价5-10元;于星柔种甘密者，每名身价三四十元。”〔冯子平《海外春秋》27页。〕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海南人大量移民新加坡的时期。光绪初年，琼州设立琼洋海关，据琼洋海关的历史记载，自1902-1911年，经过海关往返新加坡的海南人数量是：

　　年度 往新加坡 返琼州
　　 1902 16252 5030
　　 1904 14633 6279
　　 1906 11878 2947
　　 1908 11948 2543
　　 1910 27990 5155
　　 1911 32432 9052〔海南省档案馆k298—1《海口海关志》217页〕

　　最初由于中国清朝政府禁止平民妇女出洋，新加坡的海南华侨青年只能返乡成亲或与当地外族及土生华族女子结婚，1904年禁令解除后，大量华侨将家眷子女接到新加坡团聚，华族男女比例逐渐趋于均衡，华族社会更加和谐完善，在牛车水市区形成了密驼律、巴米土街、佘街等三条海南街。全世界200万海南籍华人华侨中有十分之一在新加坡。

二、海南籍华人华侨在新加坡的成就

　　㈠早期海南籍华人华侨的艰苦创业

　　由于海南人到达新加坡时间较晚，经济力量较弱，创业更加艰难，最初大多从事艰苦的重体力劳动和小本经营。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新加坡的海南籍华人华侨中也涌现出众多杰出人物和显赫家族。《联合早报》黎德源总编辑、原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长、南洋大学校长李昭铭博士、南洋理工学院院长詹道存教授、画家黎才专、丁晓霞、陈悟迟、新加坡艺术协会会长何和应、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陈川强等新加坡教育、文化、艺术界的精英都是海南籍华人华侨。

　　政府部门常任秘书严松涛、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黎经富、前政府移民厅厅长冯世保、交通及新闻兼工贸部政务部长马宝山、国家文物局局长林长鑫先生等高级政要，祖籍也都是海南。

一条扁担白手起家的一代殷商巨富王绍经先生在新加坡海南人中顾有名望，流传着“福建有个陈嘉庚，海南有个王绍行”的歌谣。还有船务地产大王符锡运、玻璃大王陈家和等都是海南籍新加坡华人华侨中的佼佼者

三、新加坡华人华侨与海南的深情厚谊

　　㈠新加坡海南人的望乡赤子情

　　新加坡的海南人对家乡有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思恋情结，通过各种海南传统节庆纪念活动和众多的海南地域宗亲会馆等形式表达情谊，凝聚乡亲。

　　新加坡最早的海南人社会组织，起源于海南人建立的天后宫，祀奉水神天后圣母（婆祖）保佑水路平安的天后宫也是海南人群体赖以聚会议事、接待亲友的场所。1857年成立的琼州会馆，以及众多的海南旅新诸姓家族会馆、宗祠、同乡会、商业公会、文艺体育团体、慈善机构，还有1956年成立、1992年改名为“新加坡海南协会”的“琼州青年会”等，都是凝聚海南乡情，弘扬琼崖文化的民间组织。推广华语教育，开展赈济福利，每年在海南传统节日期间举办琼剧、舞狮、祭祖等文艺体育纪念活动，都是浓浓乡情，深深亲情的充分体现。

　　㈡从叶落归根、落地生根到问祖寻根

　　19世纪到20世纪初叶，由于谋生创业艰难、限制女眷出洋、往来比较方便、可有双重国籍等诸多因素影响，早期的几代海南籍新加坡华人华侨许多是寄钱养家，返乡探家，年老还家的叶落归根式下南洋;20世纪中叶，由于开放女禁、日军侵略、反共封锁、单一国籍、政治局面等多种原因，使新一代新加坡华人华侨更多地选择在当地组成家庭，生儿育女，安家落户，安居开业，落地生根;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改革开放，国际冷战结束，中国加入wto，新加坡经济腾飞，使新加坡海南籍华人华侨的老一代和新一代有条件返回故乡旅游观光，投资经商，进行经济文化交往，认祖归宗、问祖寻根开始兴起热潮。这是海南和新加坡华人、华侨、归侨、侨眷的共同历史活动轨迹，也是全世界中华民族后裔子孙弘扬华夏文化的共同活动和心愿。

　　㈢支援家乡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解放斗争

　　新加坡的海南籍华人华侨对故乡的热爱，还表现在对中国革命进步事业的积极支持上，他们不惜牺牲财产和生命。从财力、物力、人力和道义等方面，给予了源源不断的帮助，为琼崖和全中国人民的民主、独立、解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早在清朝末年，新加坡海南籍华人华侨作为宋庆龄女士的同乡就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活动，为起义筹集钱款，多次参与接待孙中山先生在新加坡的革命活动，有力地支持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加坡华人华侨积极支持在琼崖孤岛坚持抗战的冯白驹“抗日独立队”。1938年11月，新加坡、马来亚派出郭新、符致逢、王漠仁、王兆松等，参加在香港举行的海外琼崖代表大会，成立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琼籍华人华侨在新加坡踊跃捐款捐物，卖花筹款，义演筹款，共为琼崖抗日捐款叻币30多万元。〔邢益森《琼侨沧桑》第55页。〕发动正义青年组织“回乡服务团”。1939年6月6日，陈琴为团长、梁文墀为副团长的由60人组成的“新加坡琼侨回乡服务团”出发，冲破日军的海上封锁，7月底回到战火纷飞的家乡，同琼崖抗日军民一同战斗。带给琼崖几大箱药品、几百套衣服、百余张军毯，几百条毛巾、20令纸、几十罐油墨，几百双胶鞋，60多件雨衣。是各地琼侨中带到海南最多，损失最小的一批物资，大大充实了琼崖抗日武装的装备。1940年8月陈琴奉命返回新加坡汇报工作，不幸在海上遇到日寇军舰，被日寇逮捕杀害，光荣牺牲。〔陈永阶主编《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研究史料》424页。〕《星岛日报》也不断登载介绍琼崖抗日情况的文章，鼓舞海内外抗日军民的斗志。〔1939年8月23日《星岛日报》：记浮沉中的海南岛——一个华侨回乡服务团代表会见。参见陈永阶主编《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研究史料》78页。〕

　　身在海南的新加坡侨眷侨属，也积极投身抗日斗争，在“一元”、“一弹”、“升米”捐献活动中捐助了大批抗日经费和物资。文昌县宝芳乡排沟村堡垒户范玉英，为保护从新加坡回琼抗日的胞弟，被敌人抓去三个月，严刑拷打，始终守口如瓶。车阁乡流坑村曾碧梅，丈夫早年赴新加坡谋生，后来多次叫她出洋团聚，可她坚持在家乡参加抗战，被日伪当局抓去，她坚贞不屈，后来被日军杀害了。

　　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新加坡的海南华人华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华侨陈先光先生等创办《琼潮报》，琼侨青年返乡参加战斗，资助衣服、药品、钱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新加坡琼州会馆召开庆祝大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庄田（庄振凤）同志是新加坡琼侨的优秀代表，也是海南人民的优秀儿子，1922年16岁时到新加坡，1929年选派去莫斯科学习军事，1930年回国，从红军时期开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为祖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㈣新加坡华人华侨为海南建设的慷慨援助

　　新加坡华人华侨非常关心家乡的经济建设。早在20世纪初，新加坡的海南籍华人华侨就大量投资于海南橡胶种植业开发，1920年新加坡华侨实业家郭巨川创办“李吉园”，种植橡胶1万多株。1930年王漠仁、郭巨川、郭新、王兆松等人组织“琼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派代表王漠仁回万宁县碌马坡市附近购地8000亩，投资叻币50余万元、大规模植胶，因日军侵琼而中断。新加坡琼侨还积极参与椰子、胡椒、油棕、咖啡、菠萝、南药等热带农作物的引进开发，大大推进了海南第一产业发展。

　　新加坡华人华侨为海南工商企业、公共设施、交通事业也投入大量的资金援助，兴办了众多企业。

　　海南建省办特区十几年来，新加坡华人华侨企业家来琼考察投资办企业的越来越多。新加坡海南会馆、新加坡海南协会以及许多宗乡社团和商业公会都曾来琼考察，投资建立了许多公司企业，加快了海南特区的繁荣发展步伐。

　　1994年10月新加坡海南协会在新加坡成功举办“新加坡投资中国海南省研讨会暨经贸洽谈会”。

　　2001年新加坡政府档案代表团来华访问时，还专程到海南省档案馆参观考察。

　　新加坡华人华侨对海南教育卫生和公益事业的扶持捐助，侨乡人民永志不忘。

　　早在20世纪30年代新加坡华侨巨商胡文虎先生就给琼海中学捐建来了一座游泳池，一座体育馆。目前游泳池大门成为重点保护的珍贵文化遗址。新加坡华侨巨商郭巨川、郭镜川兄弟为文昌中学捐建了飞机形状的综合教学楼和发电厂，并为琼海中学捐赠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王兆松先生独资为文昌中学捐建教学楼一座。〔冯子平《海南侨乡行》305页。〕

　　改革开放以后，新加坡华人华侨更加大力扶持海南教育事业。1983年海南大学成立以后，新加坡华人白秀华女士捐资100万元人民币，兴建了海南大学游泳池。新加坡华侨韩大光先生捐建了琼海侨中迎宾馆。新加坡五峰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泽平先生，以公司名义为琼台师范学校、文昌中学、文昌华侨中学设立“五峰奖学金”。〔邢益森《琼侨沦桑》103页。〕新加坡“朱国儒电器工程”总裁、新加坡海南会馆永远会员、新加坡海南协会名誉主席朱国儒先生被海南省政府授予“赤子楷模”称号，并受到江泽民主席接见。艺术投资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总裁吴和风先生，获海南省政府“赤子楷模”奖章，新加坡米兰鞋店主人邓文龙先生获海南省政府“爱琼赤子”称号。

　　新加坡华人华侨为海南侨乡的医院、敬老院、道路、桥梁、供电、供水建设也做了很大贡献。如1980年新加坡华侨陈明干先生回乡探亲，看到文昌清澜群众过河困难，就在河上建文镜桥一座，方便家乡亲友。〔同上118页。〕

　　四、中国海南与新加坡密切联系历史记录的意义

　　㈠新加坡经验在海南经济发展中的借鉴作用

　　新加坡共和国自1965年8月9日成立以来，致力于发展经济，一方面注重物质生活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增强公民文明礼貌卫生环保的生活氛围。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创造经济腾飞的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将一个贫穷落后的海峡殖民地建设成为富庶、文明、幸福的人间乐园。同是中华后裔、海南儿女，我们以新加坡为镜鉴，一定可以创造出辉煌的经济成就，营造美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环境，把海南变成最适合居住的人间仙境。

　　新加坡的人才人口政策、城市规划改造、经济发展方向，教育文化战略、生态环境措施、社会福利保障、文物古迹保护等诸多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海南学习借鉴的成功经验。

　　㈡将海南与新加坡的密切联系永远载入史册

　　在海南侨乡广泛流传着家乡亲人远赴新加坡，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功德显赫，回报桑梓的光辉事迹;在琼崖大地上散落着历代新加坡华人华侨在海南教育、文化、卫生、交通等公益事业方面的捐建设施;新加坡客商在海南投资创建的工商企业耸立在海南的城市乡村。早期的建筑已成为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受到政府和社会的保护。

　　新加坡和中国在海南进行了大量的官方和民间经济文化联系活动，海南籍新加坡华人华侨在家乡留下了大量海内外活动的照片、文字、录音、录像、光盘档案资料。这些都是中新交往联系的珍贵历史写照，也是海南华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受到广泛的重视和良好的保护。

　　㈢海南有关新加坡档案资料的收集、保存和利用

　　海南省各级档案馆和单位档案室，收集保存了相当数量的与新加坡有关的档案史料;海南各级各类图书馆、单位图书资料室也积累保存着大量关于新加坡历史和现实的图书资料;全省范围内的广大干部、群众、归侨、侨眷、侨属还都珍藏着记述新加坡历史以及中新往来和华侨历史的图文声像材料;北京、广州和全国甚至世界各地，都散存有关于新加坡与海南历史联系的史料。广泛收集、妥善保存和管理利用这些档案史料，一方面可以为后世了解和研究中新密切联系和海南华侨史保留重要的历史素材，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财富;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系统开发利用，为当代研究和宣传介绍海南关于新加坡的华侨历史，开展档案史料方面的学术交流，为促进中新友好交往，铭记海南籍旅新华侨创业史迹作出贡献。

　　海南省档案馆在这方面长期以来进行着不懈的努力，逐步收集和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与新加坡有联系的档案史料。准确具体、生动详实、形象直观地反映了海南儿女在新加坡创业的艰辛历程，忠实记述了海外赤子报效中华的拳拳之心。但总体看来，仍然还有潜力可挖。还可以在省内外、国内外广泛收集关于新加坡琼侨等的档案图书资料。使海南省档案馆的馆藏结构更加合理，内容更加丰富。使海南与中国华侨大省的地位更加匹配。

　　海南省档案馆将尽可能地动员一切可利用的社会力量，开展广泛的收集活动，更加充分地吸收关于新加坡琼侨以及中新密切联系的历史资料，同时也诚心希望得到中新各界朋友的鼎力相助。因为历史的亲历者对史实最具有发言权，保存着最真切的史料珍藏。

　　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我们和朋友们的共同努力，海南省档案馆将成为中国海南岛与新加坡历史联系记忆材料的保存中心之一。

　　参考书目：
　　 1、《中国通史》
　　 2、《世界通史》
　　 3、《海南古代简史》
　　 4、《正德琼台志》
　　 5、《海南年鉴》